伟大投资者为什么都钟情于集中投资？（中）【睿书会第79期】
2025-11-21 陈志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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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篇我们继续分享两个关于集中投资的故事，分别是巴菲特长期投资的盖可（GEICO）保险公司能力出众的首席投资官卢・辛普森，以及乔・罗森菲尔德，这位巴菲特视为“可以替代自己父亲的人”。
卢·辛普森：GEICO保险投资业务的改革者
GEICO保险在发展初期，曾在创始人李奥・古德温及继任者戴维森的带领下，坚守聚焦低风险市场与控制成本的核心战略。然而，在戴维森卸任后，公司逐渐偏离了这一既定方向。在经济衰退周期中，GEICO选择冒进扩张，最终于1976年陷入濒临破产的危机。
关键时刻，新任CEO杰克・贝恩推行了一系列针对性拯救措施，成功将GEICO从破产边缘拉回，使其核心保险业务重新回归稳健发展轨道。
对于保险公司而言，核心业务通常包含两大板块：一是直接面向市场的保险承保业务，二是利用经营过程中沉淀的大量“保险浮存金”开展的投资业务。
在GEICO的保险主业风险得到化解后，寻找一位能力出众的首席投资官（CIO），牵头搭建专业的投资业务体系，成为公司当时的首要任务。而卢・辛普森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了GEICO的视野。
从成长经历来看，辛普森是典型的“学术优等生”，他顺利完成大学与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后，曾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不过，出于经济层面的现实考量，他最终选择放弃博士学业，投身投资行业，从基层投资经理岗位起步积累经验。
此后，辛普森加入加州联合银行，逐步晋升至投资业务副主管；随着该银行的投资业务分拆为独立的西部资产管理公司，他在新平台上持续深耕，最终升任公司CEO，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打磨、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投资风格。
后来，在猎头的牵线引荐下，巴菲特与好友乔・罗森菲尔德（后文将提及的资深投资经理）共同约见了当时尚未在行业内崭露头角的辛普森。
交流过程中，辛普森通过清晰阐述对当时所关注标的公司的深度分析与投资判断，充分展现了其专业能力，不仅赢得了巴菲特的高度认可，更被赋予了GEICO投资组合的完全自主决策权。
巴菲特与辛普森的投资理念高度契合，且二者在长期交流中常相互启发、彼此影响。
巴菲特曾坦言，即便有时他并不认同辛普森的投资决策，最终却往往证明辛普森的判断更为准确。反过来，巴菲特著名的“20次打卡”理论（即把投资决策比作一生仅有20次打卡机会，需谨慎选择标的），也让辛普森对集中投资的信念愈发坚定。
在实践层面，辛普森将集中投资理念贯穿于GEICO的投资管理中：1982年，GEICO的普通股投资分散于33家公司，总价值约2.8亿美元；此后，辛普森逐步收缩投资标的，先将公司数量削减至20家，再进一步精简至15家，最终将投资组合稳定在8至15家公司的范围内。
到1995年年末，在伯克希尔收购GEICO从而结束保险公司投资组合的独立披露之前，辛普森在仅仅10只股票身上投资了11亿美元。
辛普森践行集中投资的成效极为显著：2004年，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披露，1980年至2004年的25年间，GEICO投资业务的年均回报率达20.3%，是同期标普500指数回报率的1.5倍。
这一业绩背后，是其投资表现的高度稳定性——25年中仅3年出现亏损，其余22年均保持盈利；其中18年的收益率超过两位数，更有9年的年收益突破30%。
如此亮眼的成绩，也让巴菲特对辛普森给予了极高评价。1995年，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明确表示：“如果万一芒格和我发生了什么意外，辛普森的存在可以保证伯克希尔立即会有一位非凡的接班人。”不过，2010年，75岁的辛普森决定退休。巴菲特极力挽留，不愿这位得力干将离开，在致股东的信中盛赞辛普森为“投资巨匠之一”。
表：辛普森为GEICO取得的投资业绩
集中投资是辛普森投资哲学最终呈现的结果，在这背后有一套严谨自洽的投资原则作为支撑：
1. 优先规避可能导致资金永久性损失的风险，将风险控制置于首位；
2. 坚持独立思考，不被华尔街的主流观点或短期市场情绪所左右；
3. 聚焦能为股东持续创造高收益的公司，重点考察标的企业是否具备稳定的盈利能力、是否拥有坦率正直的管理层等核心要素；
4. 即便面对优质企业，也只在合理估值区间内介入，拒绝为“优秀”支付过高溢价；
5. 秉持长期投资视角，不追求短期市场波动带来的收益，注重与优质企业共同成长。
乔·罗森菲尔德：集中投资并长期持有获得超额收益
格林奈尔学院是一所私立文理学院，虽地处艾奥瓦州格林奈尔市、规模不大（仅1734名全日制学生），却凭借2014年总计18.3亿美元的捐款规模，跻身全美学生人均获捐款数最高的院校之列。
而巴菲特曾于1968年至2011年担任该学院投资委员会成员，他之所以愿意参与其中，源于好友乔・罗森菲尔德的邀请——巴菲特甚至将罗森菲尔德视为“可以替代自己父亲的人”。
罗森菲尔德曾被《华尔街日报》评价为“从未听闻的最棒的投资者”，他是格林奈尔学院1925届毕业生：在从事20年法律工作后，于1948年出任零售连锁公司扬客斯的主席；早在1941年，他就已加入格林奈尔学院校董会，但直到1968年（因年满65岁法定退休年龄，从扬客斯公司主席职位卸任），才正式接手学院捐款基金的投资管理工作。
在他接手时，该基金资产仅1100万美元；而到1999年他退休时，基金规模已飙升至惊人的10亿美元，期间年复合增长率达15.1%，这一成绩还未扣除基金每年向学校支付的、占总资产4.75%的经营费用，其投资能力可见一斑。
格林奈尔捐款基金能取得如此超凡的业绩，核心在于罗森菲尔德推行的非常规投资策略：在他的管理下，基金仅买入少数几只标的，且持有时间长达数十年。30年间，他主导的投资项目不足6个，且几乎从不轻易卖出。正如罗森菲尔德所言：“如果你喜欢上一只股票，就准备好持有它，然后什么都不做。”
他的投资实践中，有四个典型案例极具代表性：
案例一：
对伯克希尔的投资。1967年，在双方共同朋友的极力引荐下，罗森菲尔德与巴菲特相识。彼时的巴菲特在奥马哈之外仍鲜为人知，正管理着自己的合伙基金，资产规模仅7500万美元。但罗森菲尔德回忆道：“我能看出巴菲特有很好的投资心态，当即就被他吸引了。”两人见面后不久，罗森菲尔德便为基金买入了价值5252美元的伯克希尔・哈撒韦股票，同时说服巴菲特加入格林奈尔学院董事会。
案例二：
对英特尔（Intel）前身的投资。这一投资的起点，是格林奈尔校友诺伊斯创立的NM电子公司，诺伊斯曾以30万美元获得该公司10%的股权。1971年，NM电子上市并更名为Intel。罗森菲尔德从1974年开始减持该股，彼时这些股票市值已达1400万美元，超过当时基金总资产2700万美元的一半；到1980年，他将该股全部卖出。
但事后证明，这次卖出是一个失误：若持有至2000年，这些股票的市值将增长至数十亿美元。或许正是这次经历，让罗森菲尔德感慨“卖出和错误没有区别”。
案例三：
并购俄亥俄州代顿市的TV电台WDTN。在当时，大学捐款基金参与此类并购尚属史无前例：格林奈尔学院以1300万美元买下WDTN，收购价仅为该电台营业收入的2.5倍，而同期同类TV电台的出售价普遍在营业收入的3至4倍之间，成本优势显著。五年后的1981年，学院以4900万美元的价格将电台卖给赫斯特公司，斩获280%的利润。
此次卖出的原因在于，当时电视台资产的市值相对于基金其他资产，已膨胀到占比过高的程度；罗森菲尔德认为，不宜在一家流动性较低的私有公司上，配置基金过大比例的资产。
案例四：
对红杉基金的投资。1977年，巴菲特向罗森菲尔德建议，可让捐款基金投资一家名为红杉的新基金公司。1978年至1981年间，罗森菲尔德主导将基金三分之一的资产（约1000万美元）投入红杉基金。
此后，红杉基金表现亮眼：1977年至1997年间，其业绩超过了94%的共同基金；到2000年，这笔初始1000万美元的投资已增值至6亿美元，实现了60倍的收益。
复盘罗森菲尔德的投资逻辑，可清晰提炼出三大核心特点：
1. 极致的集中投资：除了初期对伯克希尔的小额试水，其余几笔投资均是当时格林奈尔捐款基金的“绝对重仓”，动辄投入超过基金三分之一的资产；
2. 坚定的长期持有：最短的WDTN投资也持有了5年，其余标的的持有时间均长达数十年，充分享受企业长期成长的红利；
3. 聚焦“人”的价值：投资决策高度依赖对人的判断。买伯克希尔是认可巴菲特的能力，买英特尔是信赖校友诺伊斯的潜力，投资红杉基金则是基于巴菲特的推荐，本质是对“靠谱的人”背后机会的把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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